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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发人深省。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的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怎么个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就我个人而言，出生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张牌差强人意）。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年代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块料。虽忝列大学教席多年，却未敢跻身学林；虽性喜文学，也从未觊觎过帕尔纳索斯山上的圣地。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如果再往深里挖掘一下，这种并不轻松的玩牌法倒也需要一定的动力和毅力。须知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业余时间可以打扑克、可以聊天，但如果想坐在书桌前做点文字游戏，就会被指责为搞自留地；万难中发表两篇译文，出版一本小册子，运动一来，就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那些年甘冒大不韪，偷偷摸摸连续翻译了几本文学作品，动力从何而来呢？我过去曾写过无数检查，批判自己的名
利思想，其实都是欺人之谈。想当年大力提倡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译著即使出版，稿费也少得可怜。我译的好几本书都使用了假名，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名气实在越小越好。我之所以甘心背负起文学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唯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生活中的一点意志自由。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是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但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
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即使我翻译的是悲剧，那热辣辣的眼泪也在洗刷着虚伪和丑恶。这种游戏一直继续到刮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飓风不仅把个人的小天地完全刮走，而且把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也刮得无影无踪。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经历过劫难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了过来，又可以继续玩牌了。我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拿来翻译。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翻译家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
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偶然读到明代诗人的一首小诗，
虽不甚佳，倒能表明我的心迹：“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
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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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美国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题目是：什么东西是您生活必需的。在被询问者的答案中，牙刷将汽车和电脑远远抛在了后面。
石器时期的人们就已经开始想方设法清除塞在牙缝中的残留食物，在很多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头骨上都发现有牙齿凹痕，这是当时人们用木棍儿剔牙留下的痕迹。后来出现了真正的牙签，中国关于牙签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不同地方的牙签制作材料也不同：香木、铜、银、鸭毛、豪猪刺等等五花八门。近代欧洲的富人们开始订制镶有贵金属的牙签，并把它们装在制作精美的小袋子里。
最早的牙刷就是一根小棍，其中一头被砸扁，以增大清洁面。纤维进一步变得松软，就变成了不但可以清洁牙齿还能清洁舌头的小刷子，舌头的清洁在很多文明中被认为更重要。
实际上，过去更多时候的刷牙工具就是手指，顶多有时在手指上缠一小块布。
但是灿烂微笑所展露的雪白牙齿并非在所有时期都得到人们的推崇。中世纪日本贵族家女儿出嫁时就要特意将牙齿染黑。越南也曾将黑色牙齿作为一种上层社会区别于贫民的规范。罗斯时代的商人们更是将黑色牙齿当做一种时髦。在拉季舍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新婚妻子巴拉斯科维雅·杰尼索夫娜皮肤白晳，面带红晕，牙齿像煤块一样黑得发亮。”当时人们为了将牙齿染黑，使用了酸、鞣酸
和其他可以腐蚀牙齿珐琅质的化学物质。
即使如此，大部分文明中还是以齿白为美。但复杂的食物性质和较低的医疗水平，使得美白牙齿不是件容易的事。也正因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上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完全张开嘴微笑的。这样一来，你是否觉得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再那么神秘？
公元一二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开始用马毛制作牙刷。1490年，中国制造的牙刷其清洁面垂直于刷柄，用从西伯利亚野猪肩胛部位割下的毛植入竹柄上制成。中国人这个巧夺天工的设计直到17世纪才传入欧洲，并在之后的150年间一直被当做奇异的舶来品。
第一个将牙刷生产工业化的人是英国的威廉·艾利斯。传说1720年艾利斯因煽动叛乱罪被关进了监狱。有一天，他向看守要来一根牛股骨，在上面钻一些孔再植入牛尾毛（后来用猪鬃代替）做成牙刷。出狱后，艾利斯开办工厂生产牙刷。直到今天，他的后人还继承经营着祖辈留下的产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本用来制作牙刷柄的骨头被军队买去生产肥皂，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材料，直到发明了纤维玻璃。1930年，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乱，导致猪毛进出口贸易停止。此时美国人发明了尼龙，它能够更方便地生产出结实、规整的细毛刷头。
这和刚硬、易脱落、不易晾干的旧式刷毛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二战对牙刷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以万计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士兵需要遵守统一的卫生规范。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将这些习惯也带回了那里。
牙刷从来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最近35年间共取得整整3000项和牙刷有关的发明专利。有的牙刷可以包住牙齿的各个面，以便更好地清洁，有的牙刷上带有专门的舌部刮板，有的牙刷刷柄可以自由弯曲，使得刷毛可以探到牙齿的各个角落。人们还发明了电动牙刷、音乐牙
刷——音乐不停，刷牙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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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出国讲学，结果签证办晚了，实在赶不上了。我家的小孩听说后，狂喜得载歌载舞，一得意，不由得吐露了真言，说是这
一阵，她每晚临睡前都要祈祷一遍：“签证不要下来呀！”
小孩读了六年的书，当初曾像一团热情的火，呼啦啦，奔放着一路烧出去。而如今，见到了一些不如意或是不公平的事，回到家，面
对父母宽容和蔼的笑容，她像个历经沧桑的人，常常轻叹一声：“家里真好啊！”
每次听说我要出差，她都会哭丧着脸说：“你又要走了！”随后，隔一天就要追问一句：“你又要走了？”把这当成一件牵肠挂肚的心
事。
每逢在双休日出差，小孩会送我到楼下，随后飞奔而回，慌慌张张地，常常会一不小心撞在陌生行人的怀里。我知道她是急着赶回家，
独自站在高高的窗台前目送我，看我走出弄堂，坐上车，越开越远，直至消失。她慌不择路是害怕错失了那个送别的程序，所以，每回见
她抽身而去时，我都会有意放慢脚步，暗自估算着她是否已趴在了窗台上。
在小孩心里，这纷繁的世界里能给予她阳光的人还是很少很少的，没有比与父母厮守更富有安全感的。
有一次出差，我提前办完了事，改了机票匆匆返回。那天正好是周六，我轻轻打开门锁走进房间。小孩正弯着身体埋头做功课，她抬
头瞥见我，淡然一笑，又埋头做起来，并不理会我。
“喂！”我轻声叫道。她抬头看看我，讷讷地问：“妈，你是真的吗？”
我笑起来，说：“当然！”
她小心地伸过手碰碰我，触摸到了我的袖子，又摸摸我的脸颊，忽而灿烂地笑起来，说是她想我不可能提前回来的，还以为又是幻觉。
在我们分别的日子里，小孩会一往情深地想念我，焦虑地幻想我归来时的欢乐。她还会抱住我的衣物，勾下脑袋把小脸埋在里面。事
隔数年，她还把我出差的日期记得分毫不差。
“那天，是1996年2月2日，你去北京，是星期五晚上！”她娓娓道来，“你拖着行李箱走呀走，像拉着一条狗，走得很慢，你坐上一
辆出租车，车子开得慢极了，我以为你改主意，不想走了。”
那是我跟司机说：“我女儿在楼上目送我呢。”
司机回道：“真难得！”于是，他慢慢启动，车子开得像跳慢四步舞，轮胎在水泥地上艰难地磨着。
她又告诉我说，1998年8月27日星期四，正好是暑假返校日，她从学校慌里慌张往家跑，想着：妈妈走了还是没有走呢？她想一定是
走了，一定是走了。推开门，发现我还在整理衣服，往箱子里放。她有多惊喜，心里在说，原来妈妈没走，妈妈还在！
她时常为与我短暂的离别而流下滚滚热泪。
我总感觉，她给予我的真情，既是一个孩童对于母亲的热爱，还有在外面碰壁后无处可给的深厚友情。这个失意的小孩把想索要又想
付出的种种情感都一股脑儿掏了出来，交在我手上。
这是一个重感情的小孩，她能理解我的奔波，也会格外珍惜每次分别后团聚的日子。可一个小孩仅从家里获得爱和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当一个小孩在童年期遇上的是善待和仁慈时，才会懂得人间的温情，才会重情和善良。在我们做小孩时，曾遇上过一些师长、邻居或
是素昧平生的人，他们给予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爱护，我们往往记住的不仅是他们的姓名，同时还是人类的光辉和美德。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相信，做一个关怀小孩的人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无愧于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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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宅”，源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的名词“御宅族”，专指过分沉迷于动画、漫画、游戏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每月拿着丰厚的薪水，对昂贵的动漫游戏及周边产品有强大的购买力，并有收藏癖好。纯粹足不出户，并不迷恋动漫的人只能称为“尼特族”。
“广州出现‘御宅族’……专家担心他们成为隐蔽青年。”2008年3月14日《南方都市报》上的相关报道引起众多网民的讨论，很多人担心年轻的宅男宅女沉溺网络，沟通能力退化。
和日本“御宅族”的某些特点对比（如依赖网络、不想去上学或上班、极少出门、不喜欢接触陌生人、收藏癖、独身等），这些青年的行为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网瘾、自闭、消极、啃老、不适应社会等问题，公众的担心不无道理。
也有人对此提出抗议：“御宅族”专指喜爱动漫或以之为业的一群人，不是随便哪个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都叫“御宅族”。尽管争议不断，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宅男宅女”和“不喜欢出门的人”画上等号。
网络的普及成就了“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宅男宅女们很少甚至从不出现在酒吧、KTV、运动场、商业街等公共场所，大部分时间在家自娱自乐，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离不开住宅小区，他们也并不忌讳被人叫做宅男宅女。
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宅”着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隐蔽？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合作的一项调查（4610人参与）显示，56.9％的人认为自己身边存在宅男宅女。
你够不够“宅”
自称“六星级宅女”的小潘这样描述自己的每一天：起床，穿着睡衣面对电脑，不停按F5键刷新网页，然后打游戏、看电影、看漫画，一首歌能反复听一天。家里备有泡面和各种干粮，饿了就随便吃点。手机永远调成震动，电话一响或者一有人敲门就神经紧张。QQ、MSN常年隐身或者干脆不上线，有时候突然想找人聊天，说两句话自己就先不耐烦地跑掉了。出行地点仅限于住所两公里以内的范围，到人多
的地方就会觉得很累。“有时候，也想出门走走，但起床、化妆、梳洗打扮完了已经是下午了，就放弃了。”小潘对记者说，她是广州的一名大四学生，因为要写毕业论文，所以一直待在家里。
“六星级宅女”这一称谓，来自小潘在网上参与过的一个宅男宅女测试。她得到了六颗星的高分，评语是：在现实中与人交流会让你觉得麻烦，或感觉厌烦和压抑。网络对你来说逐渐变得不可取代，它会成为你逃避现实的一个避风港。“‘六星级’还不是最高分，有人得到过七颗星。”小潘补充说。
29岁的蒋优是北京某公关公司职员，负责联系和接待客户，每天都加班至深夜，可他却戏称自己为“周末宅男”。“每逢周末，我就在家睡到自然醒，起床后上网闲逛，然后做饭、吃饭、看电影、洗衣服，可以一整天不出门。
F4式的长发，土气的眼镜，偏胖，穿衬衣，背双肩包，耸肩（因经常坐在电脑前面所致），这是日本电影《电车男》里塑造的经典宅男形象。如今在我们身边，地铁里某位西装革履的白领很有可能就是一名周末宅男。
乔楠是“宅男宅女交友会”QQ群的群主，管理着127名会员。他告诉记者，群里会员的真实身份包括待业青年、学生、银行职员、广告从业人员、自由设计师、教师、商人、程序员、翻译、媒体工作者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年龄大多在19岁~36岁之间，生活在城市，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上网、看电影、看书、打游戏。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最短为两天，最长3个月，有的是长期宅着，有的是平时上班周末才宅。每个人宅的程度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喜欢待在家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是我们的口号”。
宅男宅女是怎样炼成的谈到为什么不喜欢出门，小潘的语气有点无奈：“其实有时候也想出门走走，但是又感觉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商业街总是人山人海，公车、地铁上挤满了人。电影和书可以在家看，音乐可以在家听，就连运动也可以在家做。父母总是问我：‘整天在家能干什么？’我就反问他们：‘出门又能干什么？’他们也无话可说。”
在宅男宅女聚集的网络社区中，有人这样描述自己变“宅”的过程：“从小就好静，不喜欢人多。独生子女，家人不放心我在外边跑，所以经常被关在家里。受家庭环境影响，对亲戚和朋友的感情不是特别强烈。交际圈子小，同学之间的联系毕业之后就断掉了。从中学开始，强迫自己积极与人沟通，完全没有成效，受打击以后继续宅。宅的原因就是不想和外人交流。兴趣不一样，聊天也聊不到一起去。然
后发现在网上比较轻松，还可以找到有相同爱好的人，习惯性地逃避了现实生活，于是就宅了。”
常与各路宅人打交道的乔楠发现，大家不想出门的理由经常是天气不好、麻烦、失恋、失业、出门要花钱、放不下电脑、喜欢安静地做事、讨厌人多的地方、小时候的习惯等等。而乔楠的理由更直接：“我就是纯粹喜欢待在家里的感觉，十分舒适。”
互联网的发展对宅男宅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次民意调查发现，58.5％的人认为宅男宅女的成因是过度依赖网络，而在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上，有26.4％的人认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无人能阻挡”。
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仅比美国少500万人，居世界第二位。网上娱乐、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网上交易和网上订餐等名词已经不再新鲜，人们无须迈出家门，就能兼顾生活、娱乐和工作。
是不良习惯，还是新生活方式
本次调查中，48.5％的人认为“宅”会让年轻人失去动力、活力，应该引起高度重视，47.1％的人为宅男宅女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有专家建议，宅男宅女应该接受心理辅导。
小潘的爸爸也为女儿的“宅女”生活发愁：“她每天回家就对着电脑上网，一天只吃一顿饭，爸妈说十句话她只回答一句，既不和同学玩也不出门。”
与此相对的是，有38.1％的参与调查者认为“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别人无关”。32.4％的人认为“这是社会压力对青年造成的影响，可以理解”。一个“宅男博客”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宅，是一种生活状态。为他人浪费时间不值得，创造生活的乐趣在于你是引导潮流的领跑者！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做自己真正感受深刻的事情！
宅男宅女们自娱自乐，父母却很少能容忍他们整天待在家里。在老一辈人眼里，每天按时出门上班才叫工作，有空做做运动、逛逛街、和朋友打牌聊天才叫生活。而这些，在互联网时代足不出户就能办到，不再是必须出门的理由。
在广大宅人经常流连忘返的网络论坛上，“怎样才能宅得让父母不说自己”成了热门话题。“最近一直在家宅，父母看不下去了，天天在我耳旁唠叨，真受不了。难道父母这辈人真的没有可能认同宅的生活吗？”
调查中，有40.5％的人认为自己在40岁之前可能成为宅男宅女。参与本次调查的北京网友hob鄄goblin003说：“40岁是个很好的分界点，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希望可以在40岁之前赚够一辈子的钱，提前退休，到海南或者别的风景好的城市买个宅子，然后去找个女朋友，
开始宅男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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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200多年前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像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不要去惊醒它，因为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发抖的。”
现在正是如此。中国正从数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为看到的东西而发抖。我们异口同声地谴责中国：“豆腐渣”工程、西藏骚乱、不得不回收的众多玩具……
这段时间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这一切不难理解，但是我却不以为然。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踏上这块土地以来，我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心怀钦佩。我特别钦佩中国人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大约15年前，我在中国西部沙漠深处遇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子。正是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这片土地上——现在人们还把它叫做“中部王国”——一切美好的事物。
当时我在香港居住。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乔治决定乘火车去西伯利亚。我们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充满乐趣。火车会经过世界上最荒凉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名字的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
旅程开始不久，沙漠便进入我们的眼帘。荒凉的沙丘无边无沿地从铁路两旁伸展开去。两个多小时以后，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四周什么也没有，没有城市，没有建筑，三三两两的人，屈指可数。警卫人员告诉我们说，要在这里等半个小时。于是我们便去找工程师聊天。
刚聊一会儿，我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
“下午好！”她用英语对我们说。语音挺纯正，没有中国人常有的乡音。
“你讲不讲英语？”我迅速转过身来。
只见一位身材高大、面带笑容的美丽女子。她的衣着也很时髦。我告诉她我能讲英语。
她看了看手表说：“好吧，火车会在这里停留23分钟。你知道不知道安东尼·特罗洛普这位作家？”
真没想到会在中国的沙漠地带遇上提出这种问题的女子！不过她讲话的声音倒还使人高兴。我确实也知道特罗洛普。他写的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和政治的小说曾经是我的所爱。
于是我说：“我知道。”“太好了，”她说，一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22分钟，我们来讨论他的作品吧，好吗？”
尽管我相当吃惊，但是她身上似乎有点儿什么逼着我照她所说的话做。接着我挖空心思，寻找记忆中特罗洛普的作品，尽我所知地讲给她听。她一边听，一边笑。突然，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快，”她说，随手把我推上了车，“火车要开了，你得马上上车。”
但是，我像是刚从遐想中回到现实似的，对她说了声“不”。“你是谁？”我问她。接着又说了些傻乎乎的话：“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得再次见到你。别走，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别傻，”她说，“我什么也不是。”这时火车已经启动。我把一张自己的名片从车窗里丢出去。只见她忙不迭地从沙地里把它捡了起来。火车来到了一个拐弯处，我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
那天我一直想着这女子，晚上在梦里也见到了她。那时我们已经来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在西伯利亚待了整整两个月。那女子给我留下的只是惊讶。
直到我回到香港的住所，收到她的一封来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亲爱的温彻斯特先生，我的名字叫邢永珍。今年34岁。我就是你在奎屯遇到的那个女子。你也许还记得我吧？”
我怎么会忘记呢？“我过去是一名教师，后来同一名官员结了婚，我们有一个儿子。两年前我们来到这片沙漠地带，在一个小镇居住。这地方十分可怕：又脏又乱。最糟糕的是，谁也不会讲英语。英语是我的最爱。我只觉得自己像是要死去似的。
“一年前，铁路通到这里。虽然车站离我们家有好几里路，但是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我都会骑着自行车，穿过沙漠，等候火车的到来。我敲打每扇车窗，问里面的人‘你讲英语吗’，有时有的人会说一声‘哈罗’或简单的几个单词。
“今天我遇到了你。我问你讲不讲英语。你回答说‘讲’。‘你知不知道特罗洛普？’你说知道。这样，整整半个小时——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高兴。我像是长了翅膀，要飞到天空中去似的。”
接着她问：“我们可以通信吗？”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但因为距离遥远，我们只能做柏拉图式的通信。我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劳拉（Laura）。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那是她到西安来看我。
5年以后，我写给她的一封信被退了回来：地址不详。我设法打电话，但是得到的电话录音十分简短：你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她好像忽然从人间蒸发了。
直到今天，当我提笔写下记忆中的劳拉时，我才认识到，除了感情的因素之外，她对我来说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她代表着中国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劳拉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国家已经不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自己的优势而妄自尊大。劳拉和其他数百万中国普通人一样，希望了解我们。他们是新的一代。
这些年来，我还和其他一些中国人交了朋友。我把他们称做“新的中国人”。其中一位名叫Gor鄄donCui，他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聪明能干的工程师。20年前我帮助他来到美国读博士学位。最近，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当他把中餐送到我住宿的地方时，我们重逢。我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却平静地告诉我说，他已经读完了博士学位，也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他现在要赚尽可能多的美元，以便回到中
国去。“我已经改变自己的梦想，”他说，“我觉得现在火炬已经传到中国。我要回到中国去，这样我可以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还有FredaYu。1995年游览长江时她是我们的翻译。她现在在北京做营销，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不久前她对我说：“我们中国人眼睛总是向外，这样做带来的差别是惊人的。”她希望西方人能够来学中国的习惯和语言，也来钦佩她的人民。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她的愿望正在开始实现。
至于劳拉，她愉快吗？自由吗？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从自己所了解的她的个性来看，她一定没有问题。就像她的国家、她的人民一样。是的，我让自己放心：她经历过艰难的时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感到最终她一定会挺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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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坐在她那幢老旧的海滨别墅的窗子前，眺望着远处蔚蓝的大海，又开始回忆起这一生她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这段时光在她记忆中十分珍贵。事情大约发生在七十年前的一个八月。那个夏天安娜刚满十六岁，她随父母到海滨度假，在那里邂逅了彼得。
那一串像珍珠般闪亮的日子，只有一个月。清晨五点四十五分，还在睡梦中的安娜被一阵轻轻的敲窗声惊醒，打开窗子，她惊奇地看见彼得挽着野餐篮，披着羊毛毯站在窗下，仰头望着她。彼得告诉安娜，在海滨剩下的日子里他要与安娜一起度过，从日出到日落。
安娜蹦出窗外，和彼得欢笑着一起去看海上日出，吃浪漫的早餐，荡秋千，投机地交谈，在海滩边清澈的波浪里游泳戏水。天气很好，阳光照耀在他们身上，照耀着他们青春飞扬的脸。
夜幕降临，安娜和彼得爬上海边的一座山丘，头上一轮明月，将银色的光洒向深邃的大海，海面上闪烁着银锭一般的光斑。
他们铺开毯子，彼此依偎着坐下，直到天空突然下起夏日里常见的倾盆大雨。至今安娜仍然记得当雨点倾泻而下时的那种惊喜和兴奋。彼得牵着她的手，走下泥泞的山坡，一直走到海滩上。彼得温厚的手掌和细心的呵护，让她心动神摇。他们在雨中的海岸边跳舞，不时来一个热烈的拥抱，他强壮的身体让她感到一生有了依靠。安娜的耳边永远萦绕着彼得那时激动的心声：“我爱你，安娜，我要永远和你在
一起，在我以后的生命中只有你。”
雨过天晴，彼得与安娜在海滩上看落日美景。太阳坠落到海里，它的脚步那么缓慢，仿佛不愿意辞别蓝蓝的天蓝蓝的海，还有海滩上这对令它羡慕的恋人。这美好的一刻定格成安娜永恒的记忆。
彼得送安娜回家时已经很晚了，分手时他们都不愿意说再见，因为“再见”意味着他们在岛上的欢乐时光的结束。彼得湿漉漉的黑发垂在深蓝色的眼睛上，眼里含情脉脉，让她心如撞鹿。
假日结束后，他们相互约定保持书信联系，直到次年夏天再次相聚。这种联系最终把他们送上了教堂婚礼的红地毯，此后的六十九年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彼得去世已经九个月了，九个月里的每个日夜，安娜都是靠回忆度过的。她最珍爱的时光是日出的清晨和日落的黄昏。
安娜平静地坐在窗前，思念着昨天，思念着昨天的彼得和自己，窗外浩瀚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见证了他们一生的爱。她会永远思念下去，直到与她挚爱的彼得重逢的那一天。他们早已相互约定，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夏天里，他们会再度相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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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燕七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使我常常觉得鸿沟横在眼前，她的事情自己不说，我是从来不刨根问底的，更不会妄加干预。毕竟，我们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是在纯精神的年代里树立的人生观，而她一懂事，就被滚滚而来的物质洪流裹在其中。时代的烙印如此不同，我们看人、处世、想问题，怎么会一样？
譬如：你相信陌生人吗？
我的回答是，人性的堕落比比皆是，熟人都不可轻信何况陌生人？而燕七却不然。
有一次燕七在超市里买东西，排队结账时，她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钱不够，很尴尬，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燕七递过去50元，说：“阿姨您用吧。”“阿姨”一定是头一回遇见这种人，不知其意，推却不接。可是，等待交款的队伍很长，她一个人的延误，已经让收银员不耐烦了，很快就会引来公愤。燕七说，您别介意，就当我是借给您的好了。“阿姨”结完账出来，对燕七再三感谢，问了电话地址，说一定把钱还她。这件事燕七从没对我提过，直到一天我接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她问，是不是燕七的家，我寄了一封信，里面有50块钱。她讲了事情原委，连声说您女儿真是个好孩子，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见等等。我嘴上说，别客气，没有什么，碰到谁都会这样做，心里却想，不知燕七干过多少这等傻事？我没有收到她的信，去物业一问，原来她的信来了好多天了，因为燕七不常在家，没人认识她，物业就把信拆看了，知道事情有点不寻常，就搁在一旁了。
我读了陌生人的来信，首先被那些朴实、平常的文字感动了。她说自己已经退休，丈夫是燃气公司的工人，“如果您家里的热水器有了毛病，一定别客气，我让他去修。”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这时我才知道，女儿一个善意的举动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后来我问燕七，你给了她钱，就不怕人家不还？她说，我就没打算她还，不就50块钱吗？但是我相信人家一定会还的。妈妈在超市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帮助那个阿姨就是帮助您。
燕七在报社工作，单位附近新设一报亭，她去买杂志，扔下一张百元大钞，说，别找了，我以后会经常买你的杂志。她不问报亭主人姓甚名谁，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后有她需要的杂志来了，就径直取走。估摸着钱剩下不多了，就再交一百元。她说，有时我问还有钱吗？人家答有呢有呢，还剩不少呢。有时就答：剩二毛了。我至今还没仔细算过账，而他也从不主动向我追要钱。一个互信的关系就这样简单建立起来了。
燕七坚决不认为这是个人性堕落的年代，她执着地相信人性的善。她说她从来没有被骗过，也没有遇到过坏人。有一天晚上，燕七和朋友去吃饭，这个马大哈把钱包丢在出租车里就下去了。他们在饭馆里坐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没想到出租车司机又找来了，他在外面拉了两个活儿后，想收车回家，清理后坐时捡到了钱包。一想，刚才那两个都是坐在前座，一定是那两个年轻人丢的，于是就转回来了。燕七看见司机手里拿着她的钱包非常惊讶，还不知道钱包没了，反正女孩子是不用埋单的，司机不找上门，不知什么时候她才会惊呼：哇噻！我的钱包没了！她的钱包里有许多卡、证，还有1300块人民币，她当即取出300元送给司机。“司机坚决不要，我们撕巴了一会儿，最后我还是把钱塞进他的兜里。并且告诉他，我还会写表扬信送到他单位。”
听她叙述始末，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干吗给他300块？太多了！燕七正色说道：“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对于拾金不昧者应该奖励金额的20%，1300块，我理应给300块。如果我不给他钱，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司机对人性有信心。”当时听了燕七的话，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受教育。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思考。“可是，黑灯瞎火的，司机怎么会认得你？”我又有疑问。燕七说我坐在后排，他当然不可能理会我，可是某某梳着一个马尾巴，比我的头发长多了，瞧一眼就忘不了。某某是燕七的朋友，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艺术家。
尽管我努力让自己跟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自以为观念并不陈旧，可是，与燕七之间的鸿沟却眼见着难以平复。我们渴望一个互信、诚实、友爱的社会环境，却不知道人心里有多少希望在涌动。我们顽固地留念和美化从前，把贫穷、高压和封闭下被抑制、扭曲的人性视为美德，而嘲笑和提防眼前的日子。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道德上是很纯洁的，不敢说完美，却是要求自己尽善尽美。可是和燕七比，我觉得自己很”小人“。我或许会给拾金不昧的出租司机一百块钱，而后会经久不忘自己的”厚德“，但是我肯定不会在超市里把钱送给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从前，我会给乞丐一点小钱，显示自己的善意。后来。知道许多人是职业乞丐后。心肠就像铁一样了，从他们身旁走过，眼里和心里都结着冰。燕七不是传统概念中”单纯“的女孩，她知识丰富，交往广泛，非常有主见。但是，她依然是单纯的，这个字眼儿在她那里就是化繁为简，变混为纯。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年轻人一定很多很多，他们代表着一个高度文明的未来。
燕七是我女儿在网上使用的名字，她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我也是在网上与她见面更多。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报社工作，与同事合租一套两居室，两个女孩各居一室。朋友不少，或聚或散，悠然自得。偶尔回来看看父母，给我感觉就跟嫁出去一样。其实未嫁，也不知何时嫁做谁人妇。不敢问，问了也不告诉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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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要如何利用这最后、最宝贵的一天呢？首先，我要把一天的时间珍藏好，不让一分一秒的时间滴漏。我不为昨日的不幸叹息，过去的已够不幸，不要再陪上今日的运道。
时光会倒流吗？太阳会西升东落吗？我可以纠正昨天的错误吗？我能抚平昨日的创伤吗？我能比昨天年轻吗？一句出口的恶言，一记挥出的拳头，一切造成的伤痛，能收回吗？
不能！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我不再去想它。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该怎么办？忘记昨天，也不要痴想明天。明天是一个未知数，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精力浪费在未知的事上？想着明天的种种，今天的时光也白白流失了。祈盼今早的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已经落山。走在今天的路上，能做明天的事吗？我能把明天的金币放进今天的钱袋吗？明日瓜熟，今日能蒂落吗？明天的死亡能将今天的欢乐蒙上阴影吗？我能杞人忧天吗？明天和明天一样被我埋葬。我不再想它。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这是我仅有的一天，是现实的永恒。我像被赦免死刑的囚犯，用喜悦的泪水拥抱新生的太阳。我举起双手，感谢这无与伦比的一天。当我想到昨天和我一起迎接日出的朋友，今天已不复存在时，我为自己的幸存，感激上苍。我是无比幸运的人，今天的时光是额外的奖赏。许多强者都先我而去，为什么我得到这额外的一天？是不是因为他们已大功告成，而我尚在旅途跋涉？如果这样，这是不是成就我的一次机会，让我功德圆满？造物主的安排是否别具匠心？今天是不是我超越他人的机会？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生命只有一次，而人生也不过是时间的累积。我若让今天的时光白白流失，就等于毁掉人生最后一页。因此，我珍惜今天的一分一秒，因为他们将一去不复返。我无法把今天存入银行，明天再来取用。时间像风一样不可捕捉。每一分一秒，我要用双手捧住，用爱心抚摸，因为他们如此宝贵。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得一口生气。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价值，它们是无价之宝!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憎恨那些浪费时间的行为。我要摧毁拖延的习性。我要以真诚埋葬怀疑，用信心驱赶恐惧。我不听闲话，不游手好闲，不与不务正业的人来往。我终于醒悟到，若是懒惰，无异于从我所爱之人手中窃取食物和衣裳。我不是贼，我有爱心，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要证明我的爱心和伟大。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我要趁孩子还小的时侯，多加爱护，明天他们将离我而去，我也会离开。今天我要深情地拥抱我的妻子，给她甜蜜的热吻，明天她会离去，我也是。今天我要帮助落难的朋友，明天他不再求援，我也听不到他的哀求。我要乐于奉献，因为明天我无法给予，也没有人来领受了。
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这是我的末日，那么它就是不朽的纪念日。我把它当成最美好的日子。我要把每分每秒化为甘露，一口一口，细细品尝，满怀感激。我要每一分钟都有价值。我要加倍努力，直到精疲力竭。即使这样，我还要继续努力。今天的每一分钟都胜过昨天的每一小时，最后的也是最好的。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不是的话，我要跪倒在上帝面前，深深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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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1979年，赶上了70年代的一个小尾巴。这其实很尴尬，70后的老觉得我捡了个漏，稀里糊涂地混进了革命的队伍，个头小，体格弱，既扛不动枪也搬不动炮，吹号肺活量小，举旗子还兜不住风，所以看我的眼睛老带着色儿，跟我占了他们多大便宜似的。就像小时候邻居家的二小子，出去玩的时候好说歹说都不带着，赶上心情好法外开恩允许我加入掏鸟蛋、打群架的队伍，我还得进贡半包动物饼干。
80后的更不用说，人家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不管八几的，一概在我面前挖沟。难免一句火星文没听懂，我就成了他们眼里的上一代人。我这个人心智发育比较晚，一直把自己当年轻人看，以前从不觉得自己和中年人有什么关系。结果跟我同住的几个鸟人，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了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老汉。叫一两次没关系，叫多了连我自己也觉得年近迟暮，最可恨的是，叫唤的最凶的，丫比我才小一岁。
70后和80后的争论也就是这几年，前十年还没有这个说法，大家一起蹲在墙边瞅着60后的对咱们指指点点，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七零后”的概念提炼了出来，管几个写字的叫作“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风云变幻，江湖飘摇，在我印象里这批作家还没青年多久，80后的就横空出世，一下子照耀了所有的角落。
有一回，我出版一本书，出版社负责宣传的一个姑娘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我定位成80后的作者宣传出去。我问为什么，她的回答是这样好卖。当时我没答应，不是伪高尚装逼，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说我不要脸。其实，我倒是特别想装成90后的，就是怕没人信。
写字的这些人里头，我把70年出生之前的统称为70前——因为我记不住他们是哪年的，更不会以貌取人，比如狗子和张弛，酒后和酒前的自己简直就是两代人。
70后的作家因为年龄相近，认识的也最多，写出头的有孙睿，丁天，卫慧，棉棉和安妮宝贝，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有自己清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缺点更多，写多了拿不着稿费还得罪人，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90后的就不说了，因为不了解。80后的除了不靠谱的何小天和蒋峰，别的也都不是很熟，有的只在饭局上见过一面，印象也不是很深。只感觉他们精力旺盛，作品迭出，能言善道，推销自己的时候也各有一套，风格明亮，笔耕不辍，出版扎堆，反应快速，逻辑清晰，目标明朗，欲望强烈，前卫时尚，表达直接，很少装蛋，跟上一代人确实大有不同。
沈浩波说，在文学性上，70后是残余了一点灵魂，但基本上是被阉割掉了的一代人。80后则是天阉。我觉得既然都是被阉割掉的，阉割的方式、姿势、刀子是否锋利，主刀大夫是不是名医，以及面对阉割时是痛苦的叫喊，还是幸福的呻吟，就都不重要了。如果不愿意一辈子扣着公公的帽子，不管是再造术还是装假肢，怎么证明新生是最关键的一环。重新活一次肯定是不可能了，要么认账，要么抵抗。抵抗的方式有多种，可以脱了裤子证明，那话儿就是作品。可以拿着喇叭辩解，但看不见作品，再大声，也无非只是嘴巴上的英雄。
70一代之前的作家，远到路遥、阿城，中到王朔，近到石康，还有莫言、迟子建、王安忆、余华，刘震云，还有最了解女人心理的毕飞宇，尽管有的同代不乐意承认比不过前面的笔头，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睡着也比后辈们强。有人说王蒙是大师，也有小孩说他写得什么都不是，因为我没看过他的书，所以不好碎嘴子。我的读书生涯，读到流泪处，印象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看金庸的天龙八部，乔峰一掌镦死阿朱的时候，第二次是《平凡的世界》，田晓霞死了，还有一次是读一本国外小说，书名我忘记了，流泪的那一瞬间，是因为女主角也死了——不是必须看到死人的情节才会感动，我的意思是，起初我以为那时候是我傻单纯真幼稚，如果琼瑶适时出现也会流泪，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依然清晰。但是翻看现在的作品，能让我哭的小说也有，但那是雷哭我的。
再说说我的同龄人和近似同龄人。80后的作者们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不管是真了不起还是假了不起，不管哪一点比我强，总有比我强的道理。也有一批被商业化出版流程洗了脑的，两只手放在键盘上，左眼写着畅销，右眼刻着版税，不在此讨论之列。就作品本身而言，能打动我的肯定有，但是不多，他们笔尖上的灵气十足，但总是缺少一点力量。好在他们还年轻——90后的同学可略过此句。
70后的略好一些，我记得有个叫徐则臣的北大毕业生，写出来的东西文笔流畅，份量十足，是近些年不可多得的纯文学苗子。还有慕容雪村和冯唐，前者悲天悯人，后者潇洒飘逸，看他们的东西，你会觉得他们的面前放着天赐的饭碗，里面全是文字铅块，满得都要溢出去，扔了都不行。文字间当然有技巧，但更有激情。其他人的就不一一列举，不是写的不好，是我写累了，遗漏之处，包涵则个。
总而言之，如果我只剩下十块钱，我只能去买非80后的小说。注意，前提是我只有十块钱，如果有一百说不准我也去买几本别的，所以80明星的粉丝们，不要找我掐架，前几天踢球崴了脚，躲你们的西红柿和鸡蛋闪了腰可不好。
不愿意做阉人的兄弟们，没什么可说的，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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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坐在清冷的茶坊打发着漫长的下午。 我阅读于坚的诗集《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假寐。阅读，不仅仅是我打发孤单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需要。对于诗人于坚，我喜欢在他极富神性的语言里进行心灵的交流。我无数次梦见诗人站在一棵树下面给乌鸦命名。 短信铃声响起。一个远方的朋友发来。“和几个朋友喝咖啡。天黑了，燃起了烛光。朋友们说我的眼睛在烛光下很亮。” 我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人们缩在大衣领子里行走，生活在冰冷的面具里行走。继续咀嚼于坚《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想爱 想哭 想树一样勃起 / 男人渴望表现 / 女人需要依偎 /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我放下于坚，望着夕阳中的城市。有两支鸟儿飞到窗前的一棵树枝上，因为鸟儿的窜动，仅存的黄叶开始一片片掉落。夕阳抚慰着叶的坠落，居然给人一种舞蹈的静美。无疑，落叶此时是夕阳留在眼睛里的比喻，虽然破碎，但很美丽。 “燃起烛光。眼睛很亮。”我开始拼凑这条短信，并在心里形象地再现这些文字可能构成的意景。在这种意想中，我同时观察着树上那对鸟儿。我的目光开始有了温度，两支小鸟用嘴觜梳理着对方的羽毛的姿势感动着我。一对恋爱中的小鸟！我在这种感动的阅读中，春天在我的目光中复活。我似乎听见那些叶子、鸟儿、花儿在和阳光进行亲密地交谈。 于是，这条短信连同一对亲昵的鸟儿，在这个冬天的黄昏绑架了我的想象。我把自己朦胧地打开，穿越时空——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距离我十分遥远的某座城市的某个屋子和我一样地望着黄昏中的树。烛光燃在圆桌上方柔柔的追逐着风的方向，将光明送到清澈的眼眸里，源源地流泻出遥想的快乐。 我不知道这个遥望是否可以穿过黄昏的厚度，和我一起共享一对鸟儿在树上亲密的风景。 或许，这更像窗口后面愿望的宁静，试图淡淡地把对方触摸。 短信由文字构成了意境——夜、烛光、咖啡、发亮的眼睛，属于一种资深的浪漫和情调。而窗外那棵树因为一对鸟儿的栖息，成了我的心灵此时唯一能够触摸的风景。烛光下的遥想和咖啡的香味只能在我的臆造中升温。 停留在眼睛里的黄昏，是我已经喝白了的春天、漂浮在茶碗里的残叶，我很想抓住鸟儿在树上亲昵的时刻，永远不要黑夜降临，让我在没有温度的夕阳中把自己变成一棵挺拔的树。 但鸟儿在我的视线中没有久留，张开轻盈的翅膀飞走了。 古琴从音箱里遛出来，在空气中流动。有一份忧伤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鸟儿在黑暗前的飞走，放弃了巢的诺言。树，在夜色中模糊。 也许，这条短信是一个暗示，想把我像树一样放在城堡里。 只是，这棵树只能放在百页窗下，终年见不到阳光雨露，而关于鸟儿的降落，也无力结局，更没有陪伴一生一世的快乐和忧伤。注定了，只能作为远远地观赏。 如果那对鸟儿重新飞回我眼前的老树，和我的愿望对话，我希望正好有无数的玫瑰花瓣从干枝上站立并行走，茁壮为一种熟悉的语言，作为这条短信的回复。 一个乞丐走了进来，向我摊开双手。我打量着面前这个不缺胳膊不少腿的邋遢男人。“没有钱给你，要不我请你喝一杯茶？一杯已经喝白了的茶。” 乞丐留给我一个愤怒的背影。我以为，乞丐已经进化，根本不屑于一杯茶或一个面包的慈悲。 于是，我拿起手机对这条短信做了如下回复： “那是因为有一棵树开始在你心里生长。烛光抚摸着风的皮肤说：丫头，你的远方正在集结一份祈祷：像神的翅膀可以自由飞翔。只是，这个黄昏永远不能送达。” 于坚说：“天黑了 \ 我跟着她走了 \ 从此我一千次一万次地逃跑 \ 然后又悄悄地回来 \ 失魂丧魄地回来……” 回来，继续这篇梦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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